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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以把土耳其皇帝除外,这是因为他身边经常拥有一万二千名步兵和一万五千名骑兵,土耳其王国的安全和力量就是依靠他们。因此君主必须同他们保持友好关系,而把其他一切事情放在后头。苏丹统治的王国[21]也是同样的。这个王国完全在军人的手中。因此,苏丹也不管人民怎样,必须同军人保持友好关系。但是必须注意:苏丹国家同其他一切君主国都不相似。它类似天主教的教皇制,既不能称作世袭君主国,亦不能称作新的君主国;因为以前的君主的子孙并不是作为他的继承人,依继承权统治的,王位继承人是由享有特权的人们选举出来的人。这是一个古老的惯例,因为这个君主国并没有新建立的君主国所遭遇的任何一种困难,所以不能被称为新的君主国。虽然君主是新的,可是这个国家的秩序却是旧的,而且它安排迎接当选的君主,仿佛他就是世袭君主似的。[12]教皇亚历山大六世在1498年已任命其子切萨雷·博尔贾为“神圣教会保护人”(GonfalonierediSantaChiesa)。其后博尔贾在酒中放毒拟毒死某些敌人,但亚历山大和博尔贾自己误饮,亚历山大致死于1503年,博尔贾亦得重病。[17]富尔利夫人(MadonnadiFurli)是富尔利的女统治者(SignoradiFurli)卡德林娜·斯福尔扎(CaterinaSforza,1463—1509)。注册送38元体验金捕鱼[4]在对北非的远征中,1509年费尔迪南多曾占领其沿岸;如前所述,他为了同法国路易十二瓜分那波利王国而入侵意大利。后又重新转向非洲以取得伦巴底(1501—1504;1511—1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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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谁不想胜利,就利用这种援军吧!他们带来的危险比雇佣军多得多,因为援军到来也就造成了毁灭的条件,他们全体团结一致,而且完全听从外国人的命令。可是,就雇佣军而论,如果他们获得胜利,他们要加害于你,却需要更长的时间和较好的机会。雇佣军并不是一个整体,他们是由你找来并发给军饷的,而且由你委派第三者担任他们的头头,这个第三者是不能够立即取得足够的权威来加害于你的。总之,就雇佣军而论,其懒散怯懦是最危险的;若就援军而论,其英勇慓悍却是最可怕的。在这里必须注意:善行如同恶行一样可以招致憎恨。所以,正如我上面说过的,一位君主为着保存自己的国家往往被迫做不好的事情:因为为了保持你的地位,当你认为自己需要的那些人——无论民众也好、军队也好、贵族也好——腐化堕落的时候,你为着使他们高兴,不得不迎合他们的脾胃。从而善行将与你为敌。[4]大流士(Dario)指波斯国王大流士三世(DarioⅢ,在位是公元前337—330),又名科多曼诺(Codomanno),一再被马其顿的亚历山大的远征军战败,公元前331年全军覆没,大流士逃脱,后被自己的州长杀害。注册送38元体验金捕鱼任何人都认为,君主守信,立身行事,不使用诡计,而是一本正直,这是多么值得赞美呵!然而我们这个时代的经验表明:那些曾经建立丰功伟绩的君主们却不重视守信,而是懂得怎样运用诡计,使人们晕头转向,并且终于把那些一本信义的人们征服了。

[18]法恩扎的统治者(SignorediFaenza)是阿斯托雷·曼弗雷迪(AstorreManfredi)。[2]此处译文根据M.Casella和M.Bonfantini等校订本;但G.Mazzoni校订本作“(他们)不是小心谨慎”,与此不同。[1]弗朗切斯科·斯福尔扎(FrancescoSforza,1401—1466),其父为有名的雇佣军队长。弗朗切斯科十六岁即从军,1424年父死即继承其父的军队指挥权,为米兰作战。其后娶米兰公爵菲利普·马利亚·维斯孔蒂(FilippoMariaVisconti)的私生女比昂卡(Bionca)。1447年维斯孔蒂死后米兰宣布为共和国,弗朗切斯科·斯福尔扎担任雇佣军队长;1450年倒戈,迫使共和国最高会议拥立为维斯高蒂的继任者——米兰公爵。马基雅维里在本书第七章及所著《佛罗伦萨史》第七卷和《兵法》中一再引述弗朗切斯科为例,说明雇佣军的危险性。关于这个问题,可以举出无数的实例,但是我想举一个例子就够了,这个例子在我们的父亲这一辈人当中还记得它是怎样发生的。先前波洛尼亚的君主梅塞尔·安尼巴莱·本蒂沃利[2],即当今的梅塞尔·安尼巴莱的祖父,是被坎尼斯基家族搞阴谋杀害的,当时除尚在幼龄的梅塞尔·焦万尼[3]外,安尼巴莱·本蒂沃利家族没有一个人幸存。可是在他被杀死之后,人民立即起来把坎尼斯基家族全部杀死了。这是由于当时本蒂沃利家族在波洛尼亚获得人民的好感是非常有力的。虽然在安尼巴莱死后能够统治这个国家的人一个也没有残存下来,可是当波洛尼亚的人们听说,在佛罗伦萨有一个过去一直被人当作铁匠的儿子、其实是本蒂沃利家族的后裔,他们就到佛罗伦萨迎接他,并且把这个城市的政府交给他。这个城市就由这个人统治,直到梅塞尔·焦万尼长大能够亲政为止。

如果我们考虑一下我们这个时代在意大利丧失了他们的国家的那些统治者,象那波利国王、米兰公爵[1]以及其他的人们,我们在他们身上首先发现,由于上面已经详述的原因,他们的军队都有一个共同的缺点;其次,我们看到,他们当中有些人或者是被人民敌视,或者是,尽管人民对他们友善,他们却不知道怎样使自己免于贵族为患。君主们如果没有这些缺点,只要他们有足够的力量能够保持一支作战的军队,他们就不会丧失他们的国家。[2]1500年佛罗伦萨人从法王路易十二那里获得了八千瓜斯科人(Guasconi)和瑞士人以便夺回皮萨,但进攻失败。由于这些军队难带,以至人们宁愿把它解散。[7]富尔利伯爵夫人(contessadiFurli,即CaterinaSforza),当她的丈夫富尔利伯爵季罗拉莫(GirolamoRiario)在1488年被暗杀后,取得在富尔利的权力,直到1500年该城被切萨雷·博尔贾占领时为止。关于这一点,发生这样一个争论:究竟是被人爱戴比被人畏惧好一些呢?抑或是被人畏惧比被人爱戴好一些呢?我回答说:最好是两者兼备;但是,两者合在一起是难乎其难的。如果一个人对两者必须有所取舍,那么,被人畏惧比受人爱戴是安全得多的。因为关于人类,一般地可以这样说:他们是忘恩负义、容易变心的,是伪装者、冒牌货,是逃避危难,追逐利益的。当你对他们有好处的时候,他们是整个儿属于你的。正如我在前面谈到的,当需要还很遥远的时候,他们表示愿意为你流血,奉献自己的财产、性命和自己的子女,可是到了这种需要即将来临的时候,他们就背弃你了。因此,君主如果完全信赖人们的说话而缺乏其他准备的话,他就要灭亡。因为用金钱而不是依靠伟大与崇高的精神取得的友谊,是买来的,但不是牢靠的。在需要的时刻,它是不能够倚靠的。而且人们冒犯一个自己爱戴的人比冒犯一个自己畏惧的人较少顾忌,因为爱戴是靠恩义(diobligo)这条纽带维系的;然而由于人性是恶劣的(tristi),在任何时候,只要对自己有利,人们便把这条纽带一刀两断了。可是畏惧,则由于害怕受到绝不会放弃的惩罚而保持着。

[6]1502年10月9日在意大利佩鲁贾附近的小村庄马焦内那里举行会议。由奥尔西尼家族、波洛尼亚的本蒂沃利奥家族以及其他受到切萨雷·博尔贾的野心威胁的势力,结成了反博尔贾联盟。现在我还想回顾一下旧约圣经里面有关这个问题的一个譬喻。大卫请求扫罗王让自己同非利士人的挑战者歌利亚战斗。于是扫罗为着使他壮胆,把自己的铠甲给他佩戴,可是当大卫试了一下之后就立即谢绝了。他说,戴这个铠甲就不能够很好地发挥自己的力量,他宁愿使用自己的投石器和自己的刀子同敌人周旋。总而言之,他人的铠甲不是从你的身上落下来就是把你压倒,或者把你束缚得紧紧的。注册送38元体验金捕鱼现在谈另一种情况:如果一个平民的市民,不是依靠罪恶之道或者其他难堪的凶暴行为,而是由于获得本土其他市民的赞助而成为本国的君主,这种国家可以称之为市民的君主国。要取得这种地位,一个人既不完全依靠能力,也不完全依靠幸运,需要的倒是一种幸运的机灵(unaastuziafortuAnata)。我认为,取得这种君权,不是由于获得人民的赞助就是由于获得贵族的赞助,因为在每一个城市里都可以找到两个互相对立的党派;这是由于人民不愿意被贵族统治与压迫,而贵族则要求统治与压迫人民。由于这两种相反的愿望,于是在城市里就产生下述三种结果之一,不是君主权(principato),就是自主权(libertà),否则就是无政府状态(licenzia)。君主政体,不是由人民建立,就是由贵族建立,这要看在这两方当中哪一方获有机会。当贵族看见自己不能够抗拒人民的时候,他们就开始抬高他们当中某一个人的声望,并且使他当上君主,以便他们在他的庇荫下能够实现自己的愿望。另一方面,当人民察觉自己不能够抵抗贵族的时候,也抬高他们当中某一个人的声望,并且扶他做君主,以便能够依靠他的权力保卫他们。一个人依靠贵族的帮助而获得君权,比依靠人民的帮助而获得君权更难于继续保持其地位。因为君主发觉自己周围有许多人自以为同他是平等的,因此他不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思随意指挥他们或者管理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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